晋王表态，格局不同
南明曾和南宋处于同样的形势，但南宋尚且苟延残喘了上百年，南明却迅速败亡。不可否认宋高宗赵构还是有些头脑的，起码他知道收编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如虎狼之师的岳家军对抗敌寇。
许多史籍中都将弘光朝的灭亡归咎于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的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而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这才是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弘光朝时，当政官员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荣家安身，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
忠臣亦误国。比如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的何腾蛟。纵观其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无所作为。隆武时期，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隆武帝遇难。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明军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挑起明军自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
忠臣者，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抗清大业，忠于兴复华夏。若有碍于此，甚至阻挠破坏，则是陷社稷于险境。陷皇上于危难，陷万民于水火，乃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朱永兴曾说过这样的话，目的是把忠臣的定义从只忠于皇帝的狭隘范围中解放出来，属于应时应势，偷换概念。当然。这也是他的心目中真正的忠诚，而不是对一家一姓的愚忠。
晋王李定国当初听这话的时候，心中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朱永兴是在狡辩，是有意弱化皇上的措辞。但现在他却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他的面前侃侃而谈。
“……岷藩虽身为留守。然独揽大权，私授名器，弃皇上于异邦，又派心腹封锁觐见之路，下令如下旨。恩威独擅，实乃欺君罔上。僭窃之奸同于莽、操。”王星光慷慨激昂地痛骂一番，又用殷切的目光望着李定国，“王爷身受皇上大恩，忠心不二，且在军中积威功重，众相钦服。只要王爷应命以除国患，内有旧部拥戴，外有延平世子呼应，用惩奸凶易如反掌。待到迎回皇上，圣天子在位，将士臣僚归心，进可驱除鞑虏，退可固守以待敌自败，千秋功业……”
“够了。”李定国猛地一拍桌案，起身而立，怒斥道：“一派胡言。汝口口声声说岷殿下等同于操、莽，却不说今日能站到这里胡言乱语，乃是殿下之恩。若无殿下出缅，若无殿下亲临战阵，若无殿下指挥筹措，汝等蠢货，能有立锥之地？哼，恐怕不是降于鞑虏，便是死无葬身之地。”
王星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被斥骂得愣怔当场。
“用惩奸凶？狗屁，吾看是撺啜挑拔，行助清毁明、内讧掣肘之事。”李定国伸手指着王星光的鼻子，继续骂道：“还外连郑藩，实是蠢不可及。郑藩跋扈自雄已不是一日两日，何曾有过忠心之举？汝等如此行事，岂不是再造一个孙逆可望，毁掉来之不易的中兴大势？”
“纲常不在，皇权旁落，还谈什么中兴大业？”王星光强辩道：“我大明自有祖宗成法，几百年国运皆赖于此，岷藩不经廷议，不奏明圣上，擅自改之，实乃古今。债多不愁，朱永兴似乎已经习惯了负债经营。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长江水师出动，海路增兵向北，都需要大批的钱财物资供应，一下子掏空了政府的积蓄。朱永兴不得不又借钱维持，商团倒是很踊跃，还有无偿捐输的。只为了民爵名衔，日后在明军控制的东南沿海能够方便行走。但朱永兴对于民爵的颁封还是比较谨慎，而向民间发行公债，则还有发动民众的意思。
朱永兴粗粗看过战斗经过，却专心寻找缴获的数字。然后。他笑得畅快起来，“这耿逆倒是个搂钱的好手。可惜落了暴敛的恶名，最后还得给咱们送上份大礼。”
耿精忠袭封王爵后，纵使属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并夺农商之业，“以税敛暴于闽”。不仅民愤极大，更聚敛了巨额财富，却让明军既得了为民除害、解民倒悬的好名声，还得到了不下二百万银子的财物。
“皆赖殿下洪福，方得此大胜。”易成笑着恭维了一句，伸手指了指发行公债的文书，问道：“那这公债是否可缓行？”
朱永兴沉吟了一下，摇头道：“不，还是照计划发行，让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同参与到这场国战之中。嗯，昆明光复，减免滇省赋税一年；广州光复，亦是如此；这福州，还是照旧例，不可厚此薄彼。”
一面借钱，一面减免，看似有些矛盾，但性质却不同。有借有还，民众没有损失，还能赚些利息。可要是明军败了，清军再卷土重来，那可就收回无望了。减免则有战争红利的意思，让百姓感受到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好处，感觉到自己的支持拥护是值得的。
“福州一下，闽省可定，我军径可直取江浙，进而光复江南。”易成说着说着，显得有些激动，克南京，拜孝陵，朱永兴便完成了皇位攀登的重要一步。
“江浙乃钱粮赋税之地，怕是要经过一番苦战吧？”朱永兴并没有马上决定，神情也平静下来，低头开始重新细读战报。
旁人都说朱永兴用兵谨慎，其实却不全面。朱永兴毕竟不是军事专业，缺乏真正的军人那种精确的判断，对由燧发枪、刺刀装备的明军到底能有多大的优势，他的心里也没有数。所以，每次战役的计划，他总是尽量以多打少，只有在兵力在优势的情况下，他才觉得把握。
如果从实际上来讲，明军现在具有的优势是很大的，既有火器的远程，又有刺刀的肉搏，战术愈加完善，且粮饷足额，士气不堕。但朱永兴却还是停留在以往的思维当中，不把部队装备齐全，弹药不够充足，他便不冒险。
闽省大半光复，最直接的想法便是易成所说的攻击江浙。有水师配合助攻，虽然清廷必然为保财赋之地而增兵，但明军取胜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当然，明军还有两个选择。一是由广东兵入江西，二是迫降孙延龄，由桂林攻入湖南。这两套方案的重点便是攻至长江，尽快与长江水师与讨朔军会合，使其得到武器装备的补充加强，从而使各部明军联成一片。
相对来讲，朱永兴更倾向于兵进江西的计划。因为江西清兵的战力不强，也因为江西是瓷器产地，可以大量出口，海贸收入可观。而且闽省既下，攻击江西便不只是赣州一路，闽省明军可以从闽西北进兵，距离江西省会南昌更近，也更容易与讨朔军会合。
“灭朔军已经收降俘虏了两万多降兵，接下来扫荡闽省其他州县，这个数字还要增加。”朱永兴边读边若有所思地说道：“加上新兵，应该有三万人马可以入赣作战。征朔军由南向北，灭朔军由东向西，江西清军哪里抵挡得住？”
“殿下，赣省与江浙相比，孰轻孰重？”易成不死心地劝说道：“财赋之地，得之则立于不败之地。又有南京，中外之望，一旦光复，殿下便建不世奇功，谁人能与争锋？”
朱永兴抬起头，含笑看了易成一眼，然后将战报收好，指点着桌上的地图说道：“易长史来看，由江浙到南京，或由南昌、九江顺流而下，哪个更快，更方便呢？清军若集结于江浙，不正好是个聚而歼之，奠定完全胜势的机会？”
“殿下，您——”易成欲言又止，突然明白了朱永兴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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