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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晚晴和宁秀佩她们女人到底更心细些，还留了苏晓婉和她朋友周娅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说是免费赠送给她们两人秦放歌交响音乐会的门票，有座位的那种，还是首演当日的以表没能安排好她们这些观众的歉意。门票到时候可以寄过去给她们，或者她们到时侯直接来大剧院取也行。
这也让苏晓婉和周娅喜出望外，都知道秦放歌交响音乐会的门票究竟有多难抢，她们也有在网上申请抽签，但都不抱什么希望。得到宁秀佩她们送票，当然是最好不过的，留下身份证号码也相当正常。她们作为粉丝最清楚的，这次为防止黄牛党捣乱，门票上都会跟飞机票火车票一样印上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的，到时候凭借身份证和门票一起验证，安检入场的。
两女大学生异常感动的表示感谢，她们学生党经济并不特别宽裕，这次抢到站票也就三十块钱，还能听这么高质量的歌剧演出，她们毫不犹豫的来了。
送走苏晓婉和周娅后，秦放歌这才有功夫去卸妆换衣服回家，今晚的酒会什么自然不去参加。席晚晴还贴心的给他点了外卖，直接送四合院那边，他们回去之后就可以送到。
沈建萍翟丽音范青这些秦放歌的师兄师姐们都没着急离开，等他跟周秀英她们返回后台的时候，他们正交流得起劲，见到秦放歌后，她们在关心了晕倒女观众的情况，确认她安然无恙后，也都放下心来。
已经卸好妆连衣服都换好了的翟丽音表情很放松，微笑着说，“其实我原本以为首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想到等今天才出现，她是太激动了的缘故吗？”
周红霞也说她们都有相当的看法，秦放歌对粉丝们的魅力太大，而且他的男高音更是世界一绝。
宁秀佩也懂得她们的意思，帮着解释了一下情况，这位女粉丝身体是不太好，然后也是因为站得太久的原因，外加上秦放歌唱花腔男高音各种带给人生理和心理的强烈冲击……
沈建萍也拿当初国外流行天王最激情的一场演唱会来举例，那时候一场演唱会，当场晕倒了好几百个，心脏病突发等死亡的都有二十个。她也讲，“演唱会仙现场和我们歌剧厅的情况还是有着相当大差别的，现场气氛会更狂热，加上人多拥挤缺氧等。倒是在那之后，基本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曹金华就笑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些观众被气晕还差不多！”
周秀英适时出面表扬说大家今晚处理得不错，“如果观众真出点什么事情的话，还真是特别麻烦的！”
大家都点头说是这样的道理，范青甚至吐槽说，“连小偷出事都能倒打一耙的时代，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安抚观众最重要！要不然，这口锅还是得秦放歌背的……”
周秀英也说是今后的演出要更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这次也是因为提前有做预案，国家大剧院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安全问题无疑是要放在首位的。也不光是观众那边，幕后工作人员，尤其是负责舞台场景布置转换的工程部，更是要关注的重中之重。
虽然对秦放歌来说，他已经是尽了全力做到最好，可社会舆论并不会这么看，要是出点什么事情的话，肯定是很快也新鲜出炉，让席晚晴看了之后，心情极度不爽，标题同样很吸引眼球，“女观众听歌剧晕倒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成本的限制还是利益的趋势，带你解读所谓高雅艺术背后的真相！”
“大剧站票究竟侮辱了谁？让穷人坐下就那么难吗？”
“高雅艺术之殇！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做法简直是在侮辱高雅艺术！”
“时代的倒退，连听音乐也得分阶级？”
“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大剧院又闹出天大笑话！”
门户网站，微博上，一篇篇新鲜出炉的文章，不光把秦放歌炒得火热，还成功把国家大剧院也给架上了烧烤架……
一位叫周之南的学者就在微博上撰写长篇文章，《国家大剧院让穷人坐下有多难》，显得非常的忧国忧民，他是这样说的，“刚刚看报道，今晚有女歌剧迷买站票听了三个多小时歌剧，最后因为站得太久而晕倒，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不禁让我深思，这样事件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不能说国家大剧院的管理者们眼里没有普通市民，无论怎样，国家大剧院的管理者还是为普通艺术爱好者留下了一些立锥之地。只不过，是位于坐席后面、靠近门口，位置最差的几排站席。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官员曾经公开表示，让普通市民百姓也能走进大剧院，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设施，是建设大剧院的初衷。这让人颇感不是滋味——难道，设立几个站席就是“满足普通市民享受世界一流设施的初衷”？在倾公共财力建设而成的国家大剧院里，就只有几个老百姓站立的位置吗？
其实，站着看演出也没有什么。在艺术的感染下，买低价“站票”的普通人也顾不上或者大可不必去妒忌那些舒舒服服坐着欣赏的有钱人。但问题在于——站立在这样远离舞台的位置，演出的观赏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站席固然廉价，普通人能负担得起，但如果“看得辛辛苦苦”，也未必“物有所值”，我想，恐怕时间长了也没有几个人去购买站席。与其让站席成为无人问津的摆设，何不设立几个低价的坐席呢？此情此景之下，人们难免会发出如此郁闷的喟叹。
国家大剧院里设几个低价坐席有多难？表面上看去，还真是很难很难。因为，国家大剧院投入巨大，建筑主体求新求异，设备大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软硬件都可与欧美的新型剧场相媲美，受日后高昂的管理与维护成本所制约，剧院似乎只能通过发售昂贵门票来避免陷入运营困境。但细细一想，却又不是那么回事。一则，在现实的文化市场语境下，国家大剧院里不可能天天、场场爆满，坐席中的一部分以低价销售出去，非但不会影响收入，还可以避免资源浪费；二则，国家大剧院作为带有公益属性的大型公共文化场所，理应让利于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惠及普通大众。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走进大剧院观看芭蕾和话剧等高雅艺术节目，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需求。那么，花全体纳税人的钱建起的国家大剧院，设立几排低价的座席，让草根大众有机会享用这种优质的公共资源——这种要求，并不过分，也完全可行。而只肯在边边角角的空闲位置设立所谓的站席，让大多数收入较低的民众在剧院里为富有阶层“站岗放哨”，令人不能不怀疑，这到底是“成本的限制”还是“牟利的动机”？”
气得席晚晴大骂，“看似为小老百姓说话，实则句句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