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倭人，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明人。
真倭在倭寇中所占比例极小，后世所著的《明史》中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而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说出了“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的话来
只因从贼的比例事实上还不止十分之七，而是更高，曾经当时有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说是“船上大概约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而梳着髻的日本贼酋只却有十几个。”这样算来，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是真倭，说明《明史》中说的“十之三”还是夸大了。
其实在倭寇最早出现的元末明初，倭寇都是以日本人为主的。但到了正德之后的百来年间，也就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这一时期，倭寇的主力却变成了中国人。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因为东南滨海地区历来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衣食”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还断了他们的生计。这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只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当然在这其中除了沿海小民之外，还有凶徒、逸囚、罢吏、黠僧，以及衣冠失职、不得志的书生、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就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说完这些，刘班头发现身边没有一丝声音，再抬起头看到众人却是一脸的惊惶之色，显然他们害怕那三个贼人就是倭寇的奸细，只是不知道倭寇的主力部队是不是就跟在后面。
……
而被刘班头他们认为是倭寇的三个人此刻正走在通往海边的小路上。
“老金，你说我们要不要现在就赶到蒋家庄去，把以前可能留下的那些线索给他掐断了。”
说话的一个胖子，头上戴着四方帽，身上穿一件藏青色的长袍，行走间还不时地用衣袖在面前扇乎着，希望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凉风。
被胖子叫做老金的那个中年汉子沉吟了片刻，过了一会儿，才回道，“我看还是不必了，那天我们就是给他们留下了线索，他们也只会以为我们是寻常海贼，这茫茫大海的，他们又怎么可能找到我们呢。”
跟在他们的身后的一个年青汉子这时也插口说道，“这要去蒋家庄，来回至少还得一个多时辰，只怕我们就赶不上回岛上的船，还得像上几次那样在这荒郊野外过夜了。”
一听说可能要在这荒郊野外过夜，另外两个人也不禁加快了步伐，因为他们想起有几次就是因为他们赶到海边的时间迟了一些，结果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条海船扬帆破浪而去，留给他们一片孤帆远影，然后消失在大海之上。
好在那时，他们也一鳞半爪的学了些“野外求生”的知识，从野外定向、迷途处理到紧急避险，从扎营、寻找水源到防虫防蛇等等的内容，他们三个人都集思广益，每人回忆一点学过的东西，这才能平安地后面的两天两夜给度过去，并且撑着走到了就束之高阁，直到那一次要从樟城的小村去城关时，才连忙找出书来看了特定的几页内容。
因此后来黄石决定要培养情报人员与特工时，他就又把这本书翻了出来，让人修改了不合适的词组，然后又复印了好几份，当成是他们的学习材料之一，并且对他们说，这《野外生存指南》是关于户外生存技能的全方位指南，展现的是世界上最优秀探险家的智慧。
因为书籍的前后内容相互呼应，所以黄石除了修改了个别词组外，它的章节名称与内容基本不变，还是“计划和准备”、“基本装备”、“导航”、“远行”、“野营装备”、“食物与营养”、“人与环境”、“急救”等。
不过上面这些内容，除了为远行的人介绍了野外旅行的各种类型，其中包括徒步、骑自行车、划船和骑马等，还介绍了旅行、探险和远足时必备的安全常识、急救常识，同时也详细讲解了野营、旅行时的各种生存技能。尤其是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利用自然本身和原始技术取火、取水、觅食、制造工具、加工食物等，以使自己和同行者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当然也就成了“特工教程”中最基本的考核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