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象征
在本质上，18世纪以来的种种现代政治哲学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欧洲启蒙时代特定时代的特征。
那就是欧洲在没有科举制度的情况下经历了漫长的封建贵族主导政治社会地位的时代。社会中上层的市民及小资产阶级却无法通过类似中国一样方式谋求的自身地位及政治需求。
工业时代初期陡然增加的社会矛盾乃至对自然经济下民众利益的侵蚀则又促进了整个社会底层的觉醒。
不论是自由主义也好、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好，都是这种应运时代而生产物。通过高举民众至上带有某种民粹主义基因的思想从而把20世纪打造成一个平民的世纪。
然而在那些“获得了解放”的平民至上的民主社会，整个社会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同传统中国似有些神似的对自我的放纵乃至进步追求的懈怠、得到的是愚昧的政治正确和畏惧牺牲付出的懦弱。
“这些歌曲或许适应天帝所说的某个时代，但对我们有些东西却是有潜在危害的。凡是带有过于自我吹捧、自我标榜先进、歌颂具体事物、以及吹捧自由放纵内容的歌曲都不适合做为我们的军歌、教歌。我们真正需要赞美的是追求自我改造、自我进步之精神的东西。在文化宣传上，我们不能仅仅宣传追求公平正义和底层翻身当家的思想，还要让人们明白精神懈怠和自我放纵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需要宣传的是我们所需的使命感乃至对信仰的敬畏。”张海思索了片刻下定决心说道。
李峰虽然算是多年的核心弟子，但也一时难以明白师傅的要求究竟是什么。直到与刘洪涛等人经过几次商议的时候在追一的对备选歌曲及其他文艺内容进行审核，并由张海把关最初初步确定了军歌和赞美天帝的教歌。
不赞美具体的人和物，只宣扬某种精神和事业似乎是苏俄歌曲中更常见一些，但不论是《国际歌》也好还是卫国战争背景的一些歌曲也好都太悲壮了。
“如果我们需要唱这些歌的时候，恐怕那就是我们的事业遭遇到巨大的挫折了。这种宣扬牺牲的做法对于一般的军队或许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的战斗力同敌人差不多，甚至因为敌人的技术优势我们的伤亡还要更多一些，我们或许需要这种宣扬牺牲和悲壮的歌曲来壮胆。因为未来那个时代炮兵和机枪占主导作用环境下的普通战士来说，多数人只是炮灰，也需要宣传那种虽然没有多少‘斩获’却有‘螺丝钉精神’的炮灰，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就不完全合适了。”张海说道。
此时刘洪涛忽然想起师傅在张宅时所教授的三首完全不同的《共青团员之歌》还有两首完全不同的《少先队队歌》，便提了出来。但转而又有些后悔：这些歌曲依然不是有些悲壮就是有些自我吹捧的意味在里面。
三首共青团员之歌分别是后来的中国共青团团歌、卫国战争背景的共青团员之歌、以及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电影《志愿者》中的主题曲。
“再没有别的路更加好，甘愿在世界上锻炼煎熬，为的是让家乡得安乐，河两岸小夜莺歌声飘绕。共青团员青春美好，重友谊、重理想、生死相交，有需要我们敢赴汤蹈火，去开辟一条康庄大道---”当唱道这一首《志愿者》主题曲的时候，虽然还是有些悲壮和歌颂的俗套，但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张海最终把着首苏联电影《志愿者》主题曲做为军队的军歌。
很显然：张海并不愿意让军队承受工业时代那样的消耗战，对于广大官兵来说平时的律己律人和艰苦作训乃至行军中的吃苦耐劳往往显得比对牺牲的鼓动更为重要。当一支军队的任务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于革命年代的社会重塑中也肩负着巨大的使命的时候，这就与苏联电影志愿者中的歌词所更为吻合。
为了弥补中华民族千年来逐渐缺失的敬畏之心，张海在发现自己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也只有选择《圣母颂》的旋律做为体系则更是成为队伍上很早就开始策划的事。只是如果在青州之战以前每次战斗颁发勋章，毫无疑问：包括张海自己在内还有众核心弟子无疑将垄断大部分的战斗勋章，这对于部队的成长乃至对于自身来说是很不利的。而且除了庆云城外那次作战之外，整个队伍的主力战兵很少遇到伤亡严重的艰险硬仗。类似邹县之战那种情况就已经算是激烈战斗了。如果按实际战绩细算起来，按照张海等人在历次战斗后的大致统计，从弟子们到盐山以来的骨干平均每个人都杀伤了二三十名敌人，至少十人以上的斩获。
张海最终决定应该有勋章和军功章两个体系：军功章只记可估算的杀敌战绩，以集体军功章为主，个人军功章为辅。集体军功章达到一定程度的指挥官和将领也可以获得相应级别的个人军功章。
勋章则分为纪念章和个人勋章两类，只颁发给连级以下的基层官兵。纪念章是参加某次重要战役战斗的集体经历的象征。而个人勋章则是一种对英勇忘我表现的孤立，性质上类似于“苏联英雄”或“荣誉勋章”之类。
尤其是不久前青州城头上有些并非战兵营的新兵中队中少年的英勇表现使得张海觉得一次宣传那些英勇事迹大会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
在中华长期的传统文明已经使“实用主义”深入骨髓的情况下，荣誉需求的建立不是朝夕之间能够建立起来的。为了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这些勋章和名誉评价，建立相应的待遇和制度也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