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急电
按理说，徐彦卓准备一直待在俄国，一直到二战结束。可是，他现在却不离去了。之所以离去，是因为他接到了北京政府的电报，而且段祺瑞电报中呈述的理由让他无法拒绝。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民国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
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利、海兰泡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白卫军，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足有百万之众的华侨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未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拨拨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
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此时北洋政府却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孙文与桂系相互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
护法军的内讧，令中央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
2月27日，国务院再次讨论护侨问题。
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
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民车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
但是，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
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既不能丢下上百万的华侨不管，又不能得罪日本人，护侨成了两难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号称段祺瑞智囊的徐树铮提议请徐彦卓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段祺瑞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给徐彦卓连续发了多封加急电报，敦促徐彦卓尽快商议此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