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任危机
针对锡良采取的“有所准备”原则不仅自身适用，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样适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奉天时报》的文章。
自马叙伦和邵飘萍加入报社后，柳亚子如虎添翼，报社文章越来越激烈，反清和革命的意图也有所显露。徐世昌本就是翰林出身，当年针砭时弊也是大有建树，对这些不会太计较，但锡良来了之后，常常从总督府传出不太悦耳的声音，虽然还没有对报社采取行动，但葛洪义已敏锐地嗅到其中的不安。
锡良怎么办不是底下能决定的，秦时竹思考再三，觉得只能与报社三人组沟通，寻求韬晦之计。
“最近报纸办得如何？”
“自周夫人把夷初（马叙伦的字）和飘萍两位请来后，我是喜出望外，最近报纸销路很好，不过还是没赚到钱，让您见笑了。”柳亚子虽然是文人，但性格爽朗，没有酸腐之气。
“文明公司以文明开化为，现在宪政时兴，你在议员面前又说得上话，如果出面写文章，肯定大有号召力！”马叙伦倾心立宪，又不把秦时竹当大字不识几个的纯粹武将。
“差点忘了。”一听“议员”两字，秦时竹想起了柳亚子的心愿，“亚子不是一直想当议员么？听说还有三个补选名额，由现议员互选，我去活动活动，让你当选怎么样？”
“这不大好吧，我想当议员不假，可通过这种手段进去，似乎违反了民主原则？”
秦时竹批评柳亚子的书生之见：“我又不去威胁、贿赂他们，只是帮你介绍一番，你怕什么？主持报社这些日子你已小有名气，若是和他们提起，说不定就能选上。”
“有劳复生兄了！”柳亚子一脸兴奋。
“我今天来，还另有要事相告！”秦时竹换上了严肃的神色，“近日我看诸君的文章越来越慷慨激昂了，虽然句句是理，却是锋芒毕露！”
“只不过写写文章，抨击时政罢了，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办报纸就没有意义了。”马叙伦若有所思，柳亚子却不以为然。
“不然，前几年‘苏报’案还历历在目，太炎先生囚于狱中，邹容先生不幸屈死，诸位不可不防。新来的锡良总督我知之甚少，听说不如徐大人开明，还是要多加小心！”
“谢秦先生的好意，我等都不怕死，为了正义事业可以拼得头颅不要！”一直在旁静听谈话的邵飘萍的血性上来了。
“我是为国惜才！”秦时竹看他们听不进劝告有些着急，“诸位都还年轻，想有一番作为我能理解，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可激一时之愤而铸百年之错！！”
三个人听了都不语，秦时竹趁热打铁：“我非要诸君粉饰太平，发违心之言、作谄媚文章，眼下正是立宪时期，诸君不妨在这上面多下功夫，把立宪这篇文章做透！国人不懂立宪者十之**，诸君如果能传播宪政福音，亦是惊世之功！”
好半天，马叙伦开了口：“复生兄所言，句句发自肺腑，我等岂敢等闲视之？请放心，一定有所改观！”柳亚子和邵飘萍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也点头表示认可。
“时乎！时乎！后当有变，诸君保重！”眼见目的达成，秦时竹如释重负般地离开了报社。
报社与奉天新学堂同在一条街上，秦时竹顺便又去新学堂转了一圈。新学堂里，禹子谟的女儿禹敏在念师范科，后年毕业，陈若愚明年将完成中学堂的课程，准备读高学堂了；周羽和夏海燕的长子周武略在念小学；自己儿子秦振华和何峰的长儿何雪宜明年也到了读书的年纪，也打算送这里来。
穿越七人组先后都成了家，等上年十月夏海强生了儿子夏俊豪后，众人都有了子女，甚至还不止一个，犹如一棵大树在奉天开枝散叶，黄炎培和张澜两位学堂监督看见了他都很高兴。
“听说学堂办得不错！两位先生着实费了一番心血吧，我替奉天的父老乡亲先谢谢啦。”
“不敢当，不敢当，教书育人是我们的天职，百年树人嘛！”
“我有不少亲友子弟在此念书，每每回家之时提及先生教诲，深受启发，两位居功至伟。现在学堂有多少学生？”
“总共1487人，明年开春后也许还要多。”
“好哇！到时候两位就桃李满奉天喽，有什么困难没有？”
黄炎培和张澜对视了一下笑了，黄炎培道：“秦先生还真是料事如神，我们正为缺钱发愁，这不财神就来了。”
“学生越来越多，总督衙门给的经费还是老样子。”张澜解释说，“目前经费短缺，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解决一下？我知秦统领是总督面前的红人，是否可进言一二，增拨经费两万？不行的话一万也行！”
“实在有困难，先增5000救救急也好！”黄炎培说得很是恳切。
“总督更替，性情不熟，估计贸然进言不会听从。”秦时竹停了下来，看着两人脸上满是失望的眼神，又笑着说，“两位莫急，教育是大事，总督衙门弄不到钱，我给你们弄钱，给你们5万够了吧？”
“这么多？太好了！”两人喜出望外。
“嫂夫人不高兴怎么办？”黄炎培提出了意见，张澜也意味深长地笑了：秦家有钱不假，但秦时竹背后毕竟还有沈蓉，5万可不是小数目。
“我写个条子，你们找他要钱去。”秦时竹嘿嘿一笑，就给他们写了“见条即付五万元”的条子，抬头却是禹子骧。
“他？”黄、张二人面面相觑，“禹先生虽然是本校董事，可要他掏5万？这……”
“放心去吧，保证分文不少！”秦时竹给两人吃定心丸，“去年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赚了不少钱，拿五万绝对没问题。”
“秦先生真是及时雨！”黄炎培打趣道，“欢迎以后常来坐坐。”
“不敢啦，你们这门槛太高，一来就要五万，我来不起啊！”
正如秦时竹所料想的那样，锡良对于奉天的局势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暂时没动《奉天时报》，但并不是说他就没有看法，恰恰相反，初来奉天一个多月他已接到了很多有关类似的小报告。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果然是千古不变，秦时竹集团在新民崭露头角时还不为人所瞩目的话，那么到省城后特别是东北开省之后，秦时竹便渐渐进入众人的视线焦点。虽然他努力保持低调，努力维系各方面的势力与关系，但在嫉贤妒能的人眼中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靶子。他事情办得越好，能力越强、社会影响力越大这些人就越不舒服。而在赵尔巽、徐世昌两人前后秉政时秦时竹那红得发紫的地位更让人嫉妒得发狂，特别是徐世昌卸任时特意给秦时竹捐了布政使衔的顶子，虽无法实授却昭示了他的地位所在。所以，当新任总督锡良就任时，他耳边听到最多的就是有关诋毁秦时竹的小报告。
锡良并不是一个昏庸的人，但闲话听得多了自然也得皱眉。如何在东北打开局面是他要费力思索的问题，特别是在朝野中枢反对汉人实权派最力的当口，秦时竹颇被看作是奉天的小袁世凯。
一般人如此说说倒也罢了，偏偏此人却是锡良最信任的心腹――陈宧，而事情的根结却在于新军编练。
徐世昌内调后，北洋”却引得陈宧阵阵不安：按大清惯例，统兵将领喝兵血、扣军饷是常态，能够将军饷如数发放已是凤毛麟角的稀罕事，像这般动用私财接济属下只有一个解释——野心！
所以，陈宧很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秦时竹就是奉天的小袁世凯！
可即便按照思路去定调，陈宧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从社会关系上来看，秦时竹集团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军、警、商、农、学各界中都广有人脉，光是辽阳实业每年上缴之税就占到奉天税赋的五分之一强，再加上与谘议局议员荣辱与共、休戚一体的利益体，动了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不由得让他投鼠忌器。而更加危险的是，站在秦时竹集团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辽阳集团的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起先别人告诉陈宧新洮路、吉长路是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武将去交涉。但恰恰是这个武将将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戈什哈副队长出马就搞定了，他似乎明白了徐世昌重用秦时竹的用心。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动秦时竹便有挑衅日本人的嫌疑，即便他再有勇气，招惹日本人的后果也是他所不敢的。不要说他陈宧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
陈宧是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物，他不是小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只能让他一笑了之——抛开任何偏见，秦时竹是奉天最有能力、最具品德的官员，但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让他本能感觉到了危险。事出反常必为妖，倘若太平盛世，秦时竹说不定是能臣干吏，但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这样的人物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他对锡良说了自己的担心，原本锡良也颇以为然，但奇怪的是，最近一段日子锡良却似乎有些改口，只说了声“切勿多言，我自有主张”轻描淡写地过去了，若不是总督在其他事上对自己仍然言听计从，陈宧几乎要怀疑锡良是不是已听不进自己的劝解。对锡良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陈宧虽然不解，但他是个识趣的人物，也不再多问。
他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遇到了只有总督才有的烦恼。最近一段时间，各省谘议局纷纷召开法。到这个当口，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与污蔑锡良已有九分怀疑，倒是认为徐世昌临走时特意关照说秦时竹“能办事会做人”的评语恰如其分。当然，陈宧的话他也信，锡良哪里会嗅不出秦时竹身上的与众不同呢？但目前的奉天局面他觉得还不适宜向秦时竹开刀，至少现在不行。
到1909年12月间，秦时竹稳定了局面，成功渡过了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