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转直下
24．一个不妙的消息，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大大出乎苏联方面的预料，到1959年初，二机部所属的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中方迫切需要苏方早日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
然而，由于苏联方面迟迟不能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中的核心内容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资料二机部多方协调，苏方给予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国防新技术协定”中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派代表团赴苏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6月下旬，中国方面组成了以宋任穷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启程前往苏联。这时，一个不妙的消息，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
1959年6月底的一天，周恩来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说有一份绝密文件，与核问题有关，让他马上去看一下。刘杰赶紧要车去了。原来是一封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6月26日那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列柯夫送交周恩来办公室的。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庐山开会去了，周恩来电话里嘱咐让刘杰先看一下。
事后联系起来看，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来信。信的内容大致是：
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材转交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防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两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接过信函，默默念着，默默记着，看过一遍，再看一遍。由于这种绝密的东西不能带走，也不能抄写。那时候都这样，都习惯了，一般看两遍，只要不长，都能记下来。刘杰把信函还给马列，说，记下来了。
看过信，刘杰的上披露，当年和他一同出国的李政道获知后，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参与做原子弹的。”
由于一系列的变故，最初设想的1962年爆响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了。
1960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广州约见几个部长，其中有宋任穷，当时康生在场。毛泽东询问原子弹的情况，宋任穷说由于苏联的原因，二机部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插话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炸。宋任穷一听，心里很恼火，他怕毛泽东也跟着点了头，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事实上又绝对办不到。他很着急，一再坚持说，1964年不可能爆炸。康生和他争了半天，毛泽东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不对，再也没说什么。宋任穷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60年春天，国家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陆续选调人才。到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储存了一批核物理、核化学，以及力学方面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原子能所和核武器研究院，他们中有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等，另外还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回国的张文裕、王承书、郭永怀、汪德昭等，还有分散在各高校、各级研究机构工作的程开甲、胡济民、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曹本熹、汪德熙、于敏、秦元勋、姜圣阶、黄祖洽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动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队伍逐渐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大攻关中，成为了中国尖端科研战线的精锐力量。